作者：邵明路
彼得 • 德魯克管理學院創辦人
光華社會企業主席
發表於「博雅管理之振興與本地化」國際研討會 2017年10月13日。 香港
我很高興也很榮幸，今天有機會在論壇上和各位分享一點，我個人對「管理是一門真正的博雅藝術」這個主題的看法。首先我想說一下「Liberal Art」的翻譯問題，在我們中文裡面可以翻成-「博雅藝術」，但是我寧願把它翻成「自由技藝」，技術的「技」、藝術的「藝」，因為我覺得這樣更貼近英文的原意- Liberal Art。Liberal就是自由的意思，Art可以翻成藝術，但是因為管理它是要應用的，它是要產生結果的，所以我覺得它既是一門技能，也是一門藝術，所以我就用了「技藝」這兩個字，「自由的技藝」。在現代管理學之父- 彼得 · 德魯克看來，他對創建管理學科的貢獻，就在於他觀察和研究管理的獨特的角度。在德魯克之前，管理被歸納為是一門科學，也有一些人把它歸納為是一門人文的學科，或者是Social Science，叫做社會科學，但是德魯克先生認為應該給它一個更貼切的標籤，說它本質上是一門博雅藝術。
1999年1月18日，在德魯克先生接近90歲高齡的時候，他寫下了下面這樣一段話：
德魯克先生他的獨特角度，就是在這段話中所提出的，他是聚焦於人和權力，聚焦於管理者以及被管理影響的人的價值觀。當然作為一門學科，他也要研究那些concrete ，就是很具體的東西，管理的組織結構和規範，以及由這些結構和規範衍生出來的方法，程式和工具， 模型等等。
但是任何學科其實都會涉及到他上面所說的這些Structure and Constitution (結構和規範)，以及方法和工具，所以這裡我認為他的獨特角度，就是他提到的People and Power - 人和權力，以及Values(價值)。那麼，為什麼聚焦於人和權力，會和管理學作為一門「自由技藝」的本質密切相關呢？德魯克對人和權力的看法，在這個看法的背後隱含著什麼重要的、根本的價值觀呢？這個價值觀和德魯克本人的信仰有什麼關聯性？這些又是怎麼影響和回到在管理的結構、規範、方法和工具，以及衡量的指標？我想舉幾個例子，我們先從具體的工具、方法和規範，來驗證這點。
幾個月前我讀到了一則美國開國元勳，也是美國第一位總統- 喬治 · 華盛頓，在他政治生涯達到頂峰，得到全美各派菁英和民眾的一致擁戴，推舉他連任總統的職位的時候，他斷然謝絕而且主動引退的故事。華盛頓的故事體現了華盛頓對權力的認識，也就是德魯克在那段話裡面所提到的，他對人和權力的關係的認識。德魯克是一位基督教徒，雖然他很少在自己的著作當中談論他的信仰，但是很明顯的他的信仰對他的整個研究，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。
我個人是通過讀聖經體會到這一點。讀聖經我有這樣的認知，人是不應該有權力的，只有造人的造物主- Creator 才擁有權力，因為造物主是高於人類的。人有的只是授權- Authority，也就是他只是在某一階段、某一事情上，因為他所擁有的品德、知識和能力而被授權。不但任何個人是這樣，整個人類也都是這樣。民主國家中「主權在民」，但是人民的權力也是一種授權，是上帝授予的，人在這種授權之下只是一個有自由意志又要承擔責任的「工具」，他是造物主的工具而不能成為主宰，不能按自己的意圖去操縱和控制自己的同類。認識到這一點，人才會謙卑而且有責任感，他們才會以高於人類的、只有上帝才能夠掌握的公平正義的標準，去時時檢討自己。
聖經先界定了人和神的關係，由此產生權力（Power）和授權（Authority）的區別，他接著就界定了那些擁有授權的個人之間的平等關係，也就是他們都有自己的價值、都有自己的創造力、都有自己的功能、都應該被尊敬、而且應該被鼓勵去創造，這些完全是來自基督教的信仰。聖經先界定神和人之間的關係，然後界定每一個個體的人之間的關係。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憲法中所說的，人生而平等，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、不證自明的權利，這個權利不是Power，是Rights，正是從基督教信仰來的，可見信仰決定了價值觀，尤其是我們這裡所提到的最根本的、也是最核心的「人」的價值。
一個有趣的現象是，從上面所提到的信仰和基本價值觀出發，作為一個西方國家，美國真正實現了東方的「中庸之道」。中國提出了中庸之道，但是中國對中庸之道的理解和解釋五花八門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比較多的重視「庸」，就是庸常、隨俗，所謂「出頭的椽子先爛」，「人人都怕被槍打出頭鳥」，可是沒有人特別留意中庸的「中」是指什麼？好像「中」就是在中間，是不偏不倚，問題是不偏不倚什麼？很多人沒留意，這個「中」其實就是真理，就是那個絕對的準則，儒家說「中」是天理，基督教說是上帝，說法雖然不同，但是他們都認為真理是絕對的而且只有一個。真理是高於人類的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任何人的權力和地位都是暫時的，是有限的，是因時因地制宜的。所以美國的「聯邦分權制」就是一項中庸的設計，它本來是政治制度，後來被引伸和應用到企業管理的結構和決策設計當中，正是德魯克首先觀察到和總結出了這一點。德魯克創造的最著名的管理工具- 「目標和自我控制的管理」，把組織和個人、社會和組織，這三者之間的價值觀以及他們的目標平衡起來，這也是中庸的設計。兩百多年來，美國在經濟、社會、科技和知識的發展方面，全方位地創新，創新就是在變和不變之間、發展和延續之間，設計一種平衡的辦法，代替革命，革命是極端的，創新卻是溫和和中庸的。所有的中庸的設計，都有一個「中」做平衡的準則，比如聯邦分權制，這個準則就是保障判斷的獨立性和決策的公正性；再比如「目標和自我控制的管理」，這個準則就是個人和組織是否真的有功能和有貢獻；而在創新當中，這個準則就是一定要創造出新的價值，同時減少傷害和破壞。
讓我們看一看另一項很重要的管理工具- 決策。或是管理的技能，決策可以說是最基本的管理技能，由於它涉及權力的應用，也被視為一門藝術。德魯克為什麼特別強調決策要先從不同意見開始，而不是像通常認為的從弄清事情的事實和真相開始？他說所謂事實或真相，只是人們對事件的看法，最終決策都是根據管理者的理解和假設做出的，特別是像創新這樣的決策，是根據對真相的看法形成假設，然後按照這個假設制定決策，也就是制定一個解決方案付諸實施，實施的當中要檢討，有可能要調整方案，也有可能完全推翻之前的假設，那就要停止這項決策的執行，任何決策都是在人的有限認知和片面認知的基礎上，儘量多角度的避免片面性，而且就算這樣徵求了所有的利益相關方面的、知識相關方面的人的意見，做出了一個決定，還是要回到實際當中被檢驗，這些完全都是中庸之道。德魯克說美國的本質就在於政治，所謂美國的政治是什麼？就是相容並蓄、多元，知道自己是要犯錯的，因此要從不同意見開始，允許少數人保留自己的意見，不能夠強迫。反思中國的歷史，我們雖然提出了中庸之道的概念，因為種種的原因，兩千多年來，中國的政治很多時候是走極端的，要麼僵化腐朽，拒絕改變，拒絕改革；要麼訴諸顛覆性的革命和戰爭。這樣的政治和歷史，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，反過來塑造著中國今天的文化，而這種文化、這種習俗，也會被中國的企業所繼承，而導致壓抑創新，特別是缺少原創性的創新。
現在我想歸納一下剛才我所談到的內容：
第一，管理最根本的問題，或者說管理的要害，就是管理者和每個工作者，怎麼看待和正確處理人和權力的關係，People and Power，因為管理從本質上是反對專制、獨裁和壟斷的， 德魯克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名言：如果管理失敗，極權主義就會取而代之。這裡所說的極權主義，不是集中的集，而是極端的極，英文是Totalitarian，所以可能管理最偉大的作用，最珍貴的價值，和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意義，就是它可以讓對人類社會造成過最大傷害和破壞的專制和極權主義，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壤。
第二，這個問題的背後，其實是管理者和每一位受管理影響的人，他們個人的基本價值觀，怎麼評價人類？怎麼評價身為人類一分子的自己和自己的同類？你的信仰或內心深處的信念決定了這些價值觀。
第三，我舉出了四個屬於管理的組織結構和規範領域，也就是德魯克所說的Structure and Constitution (結構和規範)這個領域的例子，來說明和驗證上述第一和第二兩點，驗證這兩點的重要性，以及它們是怎麼滲透和影響到管理結構，管理的規範，管理的工具，這四個例子分別是：聯邦分權制；目標與自我控制的管理；決策，它的原則和流程；以及創新。對創新我要特別補充說明一句，創新這個代替革命的工具，小到可以應用在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環節，也就是通常我們把它叫做流程改造，大到可以應用在一個國家、一個地區的整個社會變革。
第四，我在討論上述四個例子的時候，涉及了我對中國傳統文化，特別是儒家學說中的中庸之道的理解，真正正宗的和本源的中庸之道，和現代管理學是息息相關、心心相印的，這也證明了不論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，他們當中的文明的成分，都是相通和可以互相融合的，而作為一項真正的自由技藝的管理，正是連接東西方文化，或者說連接東西方文明的一座橋樑。
我最後想對大家說的是，管理學並不是一個人或者一個機構的成功學，它不是旨在讓某一家企業賺錢，或者在生產效率方面達到最優勝，而是旨在讓我們每個人都生存在其中的人類社會和人類社區更健康，較少傷害和較少痛苦，讓每一個工作者，按照他與生俱來的善意和潛能，自由的選擇他自己願意在這個社會或社區中所承擔的責任，自由的發揮才智去創造出對他人有用的價值，從而履行這樣的責任，並且在這樣一個創造性工作的過程中，成長為更好和更有能力的人。這就是管理作為一門真正的自由技藝，或者叫博雅藝術，Liberal Art，它的真實的含義。
謝謝大家！